与时俱进的财政理论研究
                 ----“全国财政基础理论研讨会”综述

  2002年7月22日一23日:由中国财政学会、财政部科研所举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全国财政基础理论研讨会”在湖北省黄石市召开,来自财政部科研所、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十余家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财政基础理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现将主要观点摘要综述如下:
  —、财政研究的立场与方法
   则—政学界的元老、原财政部科研所所许毅教授首先作了“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的主题发言。许老在讲话中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财政学界应该进一步地认真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在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精神。他说,江泽民同志概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品德和学风,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断适应新形势,更好地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任务的根本保证。第二,财政学界应该进一步地加强社会责任感,以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三,财政学界既要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也要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只有。正确的基础理论,才能正确地回答现实问题。要继续贯彻“实践—理论—实践”的路线,理论既要源于实践,又要高于实践。第四,财政学界应该进一步地加强各种学术交流,既不能文人相轻,也不能文人相“从”或文人相“捧”,应该批判地吸收。
  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认为,基础理论是用于指导现实的,它不能脱离现实。同时,不能就问题研究问题、就财政研究财政,而应从基础理论出发研究问题,例如财政政策问题,怎样从理论上论证积极财政政策应否淡出,何时淡出等,
  厦门大学张馨教授提出了·公共财政的立·场和价值理论问题。我国原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这可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今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很多传统的东西都会被否定,可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谈公共财政:还是应回到市场经济的角度。至于价值理论,应是经济学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财政学解决的问题。现在,在假设市场经济已解决的背景条件下,讲公共财政可能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说,关于价值理论问题,可解决则现在解决,不可以现在解决的,可暂用西方的有关理论成果,关键是要真正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刘邦驰教授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财政学科理论基础的根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而且,理论研究必须结合我国实际。财政部科研所贾研讨康研究员认为,学科建设的理论探讨根本点是立场问题。立场是不能变化不定的,因此应慎选立场。研究方法也不能一味推崇和依赖模型,这需要因时因地而异,应注重研究方法的适用性、灵活性。财政学术发展需要的是百家争鸣、放开思路的局面,一定要兼收并蓄,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
  中央财经大学马海涛教授认为,不能完全套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来研究中国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市场失灵的形式和程度在不同市场经济国家的表现也是不同的,在我国,这一问题更多地表现为,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背景条件下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灿明教授认为,财政学需要从其他的学问中吸取养分,加以改进。财政学应从哲学中找到科学的方法;从历史学中寻求制度变迁的规律;而财政学本身是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它的基础,西方经济学是它吸取养分的来源。财政学还应加强与管理学的沟通,实现学科内容的细化与具体化。法学和政治学则有助于实现财政管理的民主化与法制化。
  财政部科研所刘尚希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采用这一方法来分析财政学中的所有问题。当前理论界争论的一些问题,都是没有自觉运用这一思路的结果。财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是与具体的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同的背景下,问题的含义与研究方法是有区别的。例如公共财政从字面上讲是无意义的,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看它,就有研究的必要。在转轨时期,需要有一个与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相区别的事物,所以公共财政的含义是历史性的。总之,任何问题要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考察,这是最重要的,这同时也是研究基础论的基本方法。
另外,基础理论的构建应当来自对实际问题的提出。基础理论的根应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在研究当时的问题时演化出来的。所以,财政的基础理论是要解决问题的,它应当指导我们这个历史阶段财政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如果起不到这个作用,抽象地大谈财政的基础理论是毫无意义的。因而一定要把财政基础理论的根扎在中国的土壤上,来解决中国当前阶段的问题——发展生产力。任何一种理论都有适合它生存的土壤,这种土壤就是历史、文化、人文的环境和背景。微观经济环境和历史阶段的不同,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模仿西方经济学理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京焕教授认为,财政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几个方面的结合:国内外的结合、古今结合、理论与现实结合,另外,还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大明教授认为,财政学基础理论研究不能简单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政策,而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例如,税收结构上的“双主体税制”就是不合适的,它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二、财政基础理论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认为,财政学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是利益关系极为鲜明的应用经济学,它融宏观誉为关于一体。财政学如果要分类,则一部分可分到经济学,一部分可分到管理学,即现在MPA。这门学科设计的范围广,综合性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梁尚敏教授提出,应依靠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逐步建立财政分配的主体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框架的基础理论。中国目前应放眼世界,抓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契机,在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的浪潮中,努力吸取国内外理财的新经验,向财政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信息化发展,寻找——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财、聚财、用财、养财的现代化道路。
  武汉大学吴俊培教授认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可视为财政理论的基石。
  关于产权理论,产权主要针对市场经济领域,但产权概念可扩大化。财政学中也有产权概念,即各部门的职责划分等。产权清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效率的基础。在国家政府领域,产权问题也应搞清楚,应与计划经济有所区别。
  关于国家理论,对国家理论研究的角度不同,可得出不同的理论成果。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对公共需求,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生产有何作用;对国家这种政治组织系统应如何进行经济分析,其方法论与标准经济学的方法论应如何沟通联系;国家这种政治组织系统应是全方位的,应研究国家的技术构建。
  关于意识形态,从制度经济学来看,意识形态是—种非成文制度。21世纪,各种意识形态五花八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研究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是什么具有重大意义。
  财政部科研所贾康研究员认为,基础理论就是现在所讨论的财政理论体系的基石。在基础理论研究中,应突出财政经济这条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来讨论财政本质层面的一些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些基本原理,从而服务于财政理论总体的发展与实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灿明教授认为,对于财政基础理论,应该关注以下一些重点问题:国家的本质是什么现行的国家观有暴力论、契约论和进化论,那么,国家究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还是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这值得理论界思考。在此基础上,国家、政府和财政三者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和财政,以及社会主义财政本身的—些基础理论,都应予以关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叶青教授认为,财政基础理论的基础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财政理论的现实基础,包括国家理论、产权理论等,均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另一方面是财政理论的历史基础,它反映了人类社会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如何理财的问题。叶教授认为,应着重研究财政理论和制度的变迁,考察财政制度与社会背景的联系,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东北财经大学寇铁军教授认为,财政基础理论不等于财政理论基础。财政基础理论应立足于现实进行研究。中国有其自身的国情,例如其所处的经济环境是二元结构经济。我国应学习西方,但不能西化,要有自身的特点。
  财政部科研所孔志峰认为,财政学体系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即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主张来看待问题:第二,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第三,财政运行的基本原理:第四,财政应用问题,研究财政基础理论问题,要从实践到理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大明教授认为,基础理论问题应解决政策制定的依据问题。公共财政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不属于财政—般的范畴。财政是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界定。但它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财政基础主要讲财政一般,二:要讲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构建,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三、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
  厦门大学张馨教授认为,对公共财政问题的研究,最根本的角度应该是从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立足点出发来考虑问题。公共财政牵涉的许多问题并非公共财政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市场经济如何认识,以及如何以其为出发点求认识公共财政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出现了公共财政这一说法,然而直到1993年,财政学界关于公共财政的争论才开始,其原因在于当时市场经济的提法已经明确。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条件,才出现了这些争论。我国原来是计划经济,没有公共财政,现在是市场经济,财政要与之相适应,因此要着手构建公共财政的框架。
  西南财经大学刘邦驰教授介绍了国家分配论的形成过程。在建国初期,我国财政学界受苏联观点的影响很深,研究的对象界定为货币关系论和货币关系体系。这在当时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用这种观点来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无法解释现实中的各种财政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货币关系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质疑,就开始从实现国家职能这个角度米研究财政问题,讨论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形成的关系。并从这个关系入手,以参与分配的主体作为标准,把财政参与社会分配的问题区分为经济属性和财政属性的分配两类。1957年,国家分配论观点提出,提出后得到许多老一辈专家的响应、支持和倡导,后来国家分配论在各观点流派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刘邦驰教授还针对日前对国家分配论的一些质疑,作了相应的回答。例如,有人认为,国家分配论与政府有本质联系,分配主体足国家政府,产生的是唯意志论,因而把过去出现的问题都归结到国家分配论头上。而刘教授认为,过去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偏离了中国实际,这应归结到国家分配论头上。还有人认为,国家分配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此要推翻。刘教授则认为,国家分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产生的,但并未过时,因为它研究的是国家与财政之间到底有什么本质联系,财政是为准服务的,以及分配的目的是什么等等。国家分配论认为,分配主体是国家,对象是剩余产品,分配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具有特定的运动方式,因而它也适用于其他社会形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梁尚敏教授认为,就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而言,它们在主体、目标、手段、措施等诸多方面,人体是——致的。关键在于活动范围、边界的调整,在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利政府配置资源的不可替代性作用的调整,在于政府和财政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调整,与此时,也使政府理财领域有进有退。
  四、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观实问题
  (一)财政与政府
  财政与政府财政部科研所许毅教授认为,在财政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我国应学习外国市场运行的经验,搞好市场机制。市场不能脱离政府而存在,政府还是要干预市场,公共财政必须进行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运行中的不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政府要为广人人民服务。
  厦门大学张馨教授提出了双元财政问题。在目前政府尚未退出一般竞争性和盈利性领域的背景下,财政应分为公共财政利国有资本财政两大块。双元财政最终应过渡到公共财政,至于何时过渡,需要多长时间完成过渡,这又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的。另外,张教授还谈到了财政的政府主体问题。他认为,财政活动本身就是政府活动,财政只是—个名词,代表的是以政府为主体进行分配的现象。政府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政府的财政活动也应体现一系列要求,如法制化、非盈利性等。总之,如果站在市场经济的基点上认识财政问题,许多问题可能会达到相对统一,一些争议也能因此得到解决。
  东北财经大学寇铁军教授认为,国家与政府在政治学上是有区别的。在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下,我国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应着重于中央政府。随着市场化进程,也就是分权过程的不断深化和规范化,再着重关注各个不同层次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集权利分权问题上,中国面临的集权问题主要是横向集权,分权问题主要是纵向分权,因而要致力于研究如何科学横向分权,规范纵向分权。
  湖北省财政厅罗辉书记指出,政府是有层次的,有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政府财政有一个梯级政府财政的问题,自然派生出一个梯级公共财政的问题。
  (二)二元经济下的财政问题
  财政部科研所许毅教授谈到了农民问题。许教授认为,虽然经过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我国仍然是农业人国。农民在过去为我国经济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但现在社会上对农民不公平,例如财政下拨的经费不足,只能向农民收费,导致农民负担重,这是不合理的。因此,农民问题一定要重视,农民——定要富起来,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央财经大学马海涛教授提出了对三农问题的研究。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民负担差异很大,财政更多表现为城市财政。公共财政中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是满足城镇居民的需求,而农民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农村各种税费最终演变为人头税。收入低的农民负担如此沉重,这无疑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定位于减轻农民负担。此目标定位太低,应该是构建—个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要避免农民负担反弹。由此可见,社会经济活动中,很多问题都可反映在财政上,包括弱势群体等诸多问题,均可从财政上找到突破口。
  湖北省财政厅罗辉书记指出,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我国目前是城市财政,农村没有公共财政。而且,二元结构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还存在于沿海与西部之间,不同的人群之间。例如,就个人税负而言,农村中富人不种地,不纳税,而穷人要种地,还要纳税修路,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三)加强预算监督
  中央财经大学姜维壮教授通过对美国财政史的分析,认为强化预算监督职能是当前财政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首先,强化预算监督职能是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是贯彻依法理财方针重要内容。其次,这也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再次,这是财政管理历史发展的必然。最后,这还是实现和正确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三项职能的重要保证。美国也经理过市场秩序混乱,预算监督不力的情况,而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必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美国通过改革预算,预算提交议会监督,提高了预算的透明度。政府如要有效地引导市场,规范市场,补充市场,强化预算监督职能是必经的途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叶青教授认为,财政审计是财政学与审计学交叉的学科,应作为基础理论纳入研究范围。研究财政审计可反映财政分配的完整过程。加强财政审计是发展财政分配理论得重要前提,是提高财政分配的有效途径,还有利于提高财政分配的民主性,实现为民理财,依法理财,透明理财。
  中央财经大学马海涛教授认为,抑制腐败最有效的方式是防腐败,而非反腐败。通过预算制度建设解决腐败问题,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以OEcD国家为例,其历年理念包括:形成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实现公正与透明;强调财政透明度和独立性,实现民主理财与透明理财,财政管理中的“诚信”是双方的,政府诚信理财,纳税人诚信纳税;实施多年期预算制,规避财政风险;实施绩效预算,等等。为了形成现代预算制度,我国预算制度改革应包括预算科目、方式和见得等各个方面。
  (四)公平与效率
  财政部科研所许毅教授在谈到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时指出,有的学者认为现在我国的基尼数拉大,恩格尔系数也存在问题,总之,认为贫富差距拉大不对。而小平同志早就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现在的贫富差距拉大,并不值得担心,最终贫富差距会缩小。
  东北财经大学寇铁军教授谈到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他强调,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问题。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主要通过市场解决,公平主要通过非市场(主要是政府)解决。税收以公平为本,财政也应以公平为本,包括社会保障、地域差异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在缩小地域差别的过程中,暴露出的缺陷主要是层次化因素考虑太少,财政主要还是重在城市,从收入到支出,城市均占较大比重。
  (五)其他
  财政部利研所许毅教授谈到了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以及积极财政政策问题。许教授指出,我 国现在对外企和国内企业实行区别对待,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光靠财政资 金是不够的,还要盘活社会资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灿明教授认为,有些问题看起来不是财政的问题,但实际上和财政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农民怎么富起来,外资如何输入,社会闲置资本如何利用,等等。
  湖北省财政厅罗辉书记己提出了现实财政运用中的理论问题。一是政府投资的所有权与收益权能否分离的问题。从产权理论的角度讲,所有权和收益权是不能分离的。但从实际运用来看,所有权归政府所有,收益权让度给企业,特别是为高新技术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如何解释?二是公共产品的生产有企业化的问题。 “三分建设,十分管理,十分经营”,如何把公共产品的经营贯彻始终值得研究。
  五、 学术风气的规范
  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指出,财政基础理论研讨会始于80年代初期,对财政理论的发展意义重大,应坚持下去。学术交流应注重求同存异,相:互吸收,共同进步,籍此才能推动学术发展。
  财政部科研所贾康研究员认为,学术上多流派的发展是好事。在学术研究上,不要太政治化;不要争理论的发明权,杰出人物与集体智慧,对财政理论的发展都是必要的。西南财经大学刘邦驰教授在谈及国家分配论时,指出国家分配论是老一辈财政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共同努力,对该理论予以充实和发展,才使这种观点被我国财政学界多数同志接受和认可。因此,这并不是某一位同志的专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梁尚敏教授认为,财政基础理论的研究应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不应强调树立个人权威。在中国,财政学界没有那么多学派,只是各自从不同角度、不同重点、不同方法出发,表述或提法不同而已。因此,财政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能夹杂着自立权威的杂音,否则将误入歧途。梁教授建议,在新的财政年会结束后,应在反思过去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如课题的选择可提倡投票制、招标制等。为了财政理论的健康发展,应注重取长补短,互相交流,虚心研究,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下,继承和发展财政基础理论,实实在在干事,扎扎实实治学。
                                     (毛晖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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